会议|重访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与空间政治

发布时间:2020-10-31 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会议|重访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与空间政治

二十世纪的世界,战争和革命贯穿始终,在社会运动、文化整合、民族认同和区域重构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经验,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文化运动与空间政治的辩证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一系列以往习焉不察的空间范畴和概念得以彰显。也是在这一时段中,文化为旧有的空间赋予了新的政治意涵,各式“边/中”关系亦在运动中被打破、重组乃至于翻转。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新的空间范畴又再次诞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在更为宏阔和更具普遍性的维度中,以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造成的地区间不平等地缘结构为视域,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当可视作一场撬动全球资本主义或“十九世纪”空间秩序的“空间革命”。

长久以来,我们着迷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来的历史叙述却不自知,忘记乃至摒弃了我们自己曾经通过一系列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创造的既具“地方性”同时又内在于“全球网络”的空间政治和历史契机。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与空间革命”的重访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对于历史审判者位置的摒弃,同时也意味对于那些一度被遗忘、被无视的维度的重新激活,以叩问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时空的意义。

基于此,2020年10月17-18日“文化运动与空间政治”秋季学期学术工坊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召开,延续了清华文科高研所对“重新思考二十世纪”这一主题的关注。本次会议由熊庆元(扬州大学)宋玉(重庆大学)袁先欣(清华大学)三位青年学者发起,邀请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厦门、宁波、延安、泉州、扬州等地的30多位文学、历史研究者共同参与讨论。

近代文明论及其不满

会议的第一场讨论题为“近代文明论及其不满”。本场主要围绕东亚中日两国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各种思想资源的调用和转化,以应对和调试不同类型的“文明论”范式,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现实中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空间格局的崩解和转型,也包含了重构时空乃至其背后文明视野的尝试。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在二十世纪前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视野中展开对近代知识转型问题的讨论,他将问题置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通过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论”框架的超克,进而勾勒了一幅由“文明论”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历史图景。张翔指出,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留给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机遇窗口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也正是在时势、知识、革命的互动中,“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把握住了历史的契机,进而爆发出强大的政治动能。

围绕琉球为主题的日本汉诗,孙洛丹(东北师范大学)指出在东亚近代国家转型中的背景下,诗歌不仅映射了日本诗人的琉球想象,同时还反映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政治家与汉诗人身份的重叠、地域秩序变迁与东西方“文学”观念的碰撞等诸多问题。她指出在“文学追随帝国”的同时,汉诗以自身的创作改变了帝国对于“文学”的形塑。

陕庆(宁波大学)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的“事”作为视点,在古代“文/质”观念和梁启超、胡适所强调的“形式/内容”的观念的历史脉络中,通过具体分析黄遵宪“纪事”诗的多维知识脉络,显示出对于西方文明史学、日本近代史学的接受和扬弃,反映出黄遵宪独特的文明观。

现代中国不断以其复杂性促使我们反思历史阐释的单薄,因此,对于现代中国诸多思想、知识、概念的理解和分析需要放在更加多元的历史脉络中加以重新思考。诚如本场评议人王中忱(清华大学)所指出的那样,对这一时段的知识、思想、概念的分析需要建立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扎实的个案分析之上。同时,需要在各种问题的“交织”中,在对“混杂性”的把握中来理解这一时期和区域中文学和思想的“世界性”。

论坛现场。

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

会议的第二场“三十年代左翼的思想文化政治”,三篇报告主要围绕1930年代左翼思想文化政治的不同面向展开,都试图在具体历史情境和知识、思想的联动和相互关系中打开了对左翼内诸思想的分析。

周展安(上海大学)指出20世纪中国革命是一场具有学理性的革命,他以“大革命”后广义上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论战内部包含的思想和政治动能,揭示出社会性质论战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及其学理性,反映出1930年代语境中革命、知识、思想相互激发的历史情境。他指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不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行动”的。在论战中,中共的理论家比起其他诸派更下沉,更具有将“思想”或者“理论”扬弃到“现实”中的行动性。这也就是“中国认识”的一个极致性的发展。

伴随着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政治性”的重启,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逐步摒弃了原有的外在的、后设性的研究思维,而开始进入对象内部,连接到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经济学等研究脉络上。正是在对历史内在逻辑更为深刻的把握和追问中,对“左翼文学”的理解也开始摆脱本质化的思维模式。

齐晓红(中国现代文学馆)提出要在“关系”的视野下理解左翼文学,并以文学的“大众化”作为研究个案,在国共的理论对子中探讨“大众”背后所分立的“民族”“阶级”话语。在此关照下,抗战前夕爆发“两个口号”的论争亦可视为左翼内部展开的“民族”“阶级”话语之间的争论,对“大众”理解的演变恰显示了左翼理论在历史动态关系中的自我调整。阮芸妍(重庆大学)针对“文艺自由论辩”的文学史叙述提出自己不同看法,提出应从“文化斗争论争”的视角看待胡秋原的论争表现,她通过分析胡秋原在论争中不断的话语调整,认为胡秋原与左翼展开的关于“文艺自由论辩”不是基于简单地对“党派性”的拒斥,而是在不断找寻主体介入现实革命的路径中与后者产生的分歧,由此揭示出这场论辩蕴含的复杂思想向路和历史情境。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延长线上,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探索变革现实的方向,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回应当时的历史问题,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大众”问题的讨论、胡秋原与“文艺自由论辩”等一系列个案的分析恰以现代文学为入口,进入这一时期理论论辩、革命实践、文学写作错综的历史关系,把握其中的动力机制与内部张力。

人民政治的历史与文艺实践

会议的第三场“人民政治的历史与文艺实践”,主要围绕1940年代延安根据地至建国初的人民政治及其文艺实践开讨论。三篇论文都以具体的历史分析为始,最终落在对“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艺”的理论化概括上,反映了延安根据地所具备强大的政治和历史的势能。

王悦(延安大学)以梁启超《政治与人民》、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三篇历史文献作为线索,通过对三篇文献细读及相关历史背景的考察来分析“人民政治”从晚清到共和国的历史流变,揭示出由“国民”“平民”再到“人民”背后政治话语的变迁,凸显出“人民政治”之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定位。

吴晓佳(中山大学)通过与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思潮对话,将西方左翼激进理论中“找寻政治主体”的问题推进为“如何将政治主体化”的问题,并将延安时期的《文艺战线》杂志看作中共在塑造新政治主体进程中的一个历史缩影。通过对《文艺战线》杂志的爬梳,她指出中共民族解放话语背后的超越民族主义的国际性视野,并以此呈现出延安根据地“人民政治”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特性。

熊庆元(扬州大学)以延安“新秧歌运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演进和变化的层次,揭示出艺术形态变化背后所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动,揭示出战争条件下“新秧歌运动”所生成的新文化政治。

与会的青年学者就根据地文艺所呈现的“流动性”与“在地性”,以及“人民”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之中呈现出的变化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认为要在动态的、运动的过程中去理解人民政治的意涵。正是由于人民政治及其文艺实践所蕴含的高度现实性和能动性,才赋予了作为“薄弱环节”的根据地政治以革命性,进而翻转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格局。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艺的、思想的、政治的实践也恰是需要在当代不断被重新思考和追问的,诚如本场评议人何吉贤(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概括的,三篇论文都集中体现了20世纪战争和革命锻造“人民政治”的艰难过程。

共和国文艺的谱系

会议的第四场“共和国文艺的谱系”,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文艺实践展开,在论域上,本场讨论延续了第三场人民政治和人民文艺的主题,而核心关切转向了人民政治及其文艺实践在革命胜利后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其内在的能动性的问题。

张晴滟(中央戏剧学院)借用“礼乐”这一概念来思考新中国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她从“文革”前夕新编历史剧压抑革命现代戏的史实出发,证明“礼乐革命”的动能已经耗尽,进而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现代戏内蕴的对原有“礼乐”形式进行“再政治化”的思想逻辑。

石岸书(华东师范大学)尝试从“新群众运动”的角度撬动既有文学史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热潮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强调1950-1970年代的所遗留的文化馆系统与“新时期文学”繁荣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揭示出“新时期文学”中“非支配性动员”的特征。他指出从“新群众运动”的角度去思考“新时期文学”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1980年代与1950-1970年代文学之间的断裂、延续的关系,同时还提示着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内在的复杂性。

刘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东北作家小说中的沈阳叙事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打破自动化书写、区域景观化书写的契机和可能,并展望对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的文学书写也将由此起步。

与会学者就“将文化馆办成小文联”的问题和“文化大革命”艺术实践的内在矛盾性展开了讨论。在“新时期”所建构的历史叙述中,如何评价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留下的政治、文化、工业遗产曾是一个不断引发争论的话题。而在本场讨论中,不论是“礼乐革命”“新群众运动”抑或是对世纪之交东北经验的书写和研究,无疑都在提示那些习焉不查的历史陈迹与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时空的关联性,诚如本场评议人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所评价的那样三篇论文都富有一种发现历史的洞见。

历史时空中的多民族边疆

第二天会议的第一场“历史时空中的多民族边疆”,主要围绕不同民族区域中的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展开。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民族、区域识别的既成事实中去理解民族,而对于其生成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缺乏细致的把握和分析。袁先欣、宋玉两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个案出发,在历史和政治的变动中,对区域、民族与文学之间的各种交互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袁先欣(清华大学)以沈从文1930年代中后期的湘西叙述作为研究对象,提出要在“民族”“区域”的动态形成过程中理解沈从文的湘西书写,她以《湘行散记》《边城》与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湘西》《长河》与苗民“革屯运动”前后的历史关系为抓手,揭示出沈从文“民族”叙述的复杂性,由此提出要在中国多元与多重统治的历史遗产和现实问题的角度去理解族群和民族的问题。宋玉(重庆大学)以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作为个案,提出要摆脱既往研究将“东北”天然视为“边缘”的视点,而应从内在的“风土志”视野乃至历史地理形成的进程中去重新诠释关东“草原”,他通过对于小说中人地关系的细读,揭示出地缘关系所发生的变动与新政治形成之间的关联性。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诸多政治、宗教力量的介入以及中央政治所发生的变动,使得中国的西北边疆一度产生危机,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与边疆以及边缘地带的革命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郑亚捷(华侨大学)以新疆汉族文化促进会为个案,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疆的传播和散布基础,通过对边疆新文化运动历史细节的考察,展开了对新疆内部多元文化脉络和历史变化的认识。王诗扬(清华大学)在各种力量的交错中展开对于日本“回教工作”的分析,通过对民族话语的核心构造与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分析,讨论国民政府、中共党人及回民群体几方的回应与争论,呈现了20世纪两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民族主义之间纠缠对立的历史关系。

在评议和讨论环节,袁剑(中央民族大学)认为四篇论文都冲击了原有的近代史、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将民族、边疆的视野带给近代史和文学史,几篇论文都注意到大民族结构的继承性和小民族结构的创造性的问题。姜涛(北京大学)提示引入了“战时中国”这一变量,认为要在不断变动的空间视野下,讨论各个不同区域所发生的位移和变动。贺桂梅(北京大学)指出应更加准确和立体的把握“多元一体”的内涵。学者们认为,讨论近代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既不能离开对于民族、区域内诸问题的把握,同时亦须兼顾与之相关的世界史以及国际主义的视野。王诗扬在讨论中引用了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来概括近代民族解放、区域问题和国际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国际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于民族认同的拒绝或遗忘,毋宁说产生于一种将自身民族的解放与其他民族的解放关联起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自觉。”

太平洋视域中的文化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第二天会议的第二场“太平洋视域中的文化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太平洋东西两端历史与文化的共振与互动中,展开对于近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理解。

梁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应该在“一战”以及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互动关系下,展开对“五四”民族主义的思考,重新检视“五四”爆发的历史契机。由此,他发现学生与北洋政府并非简单的对立,而“五四”启蒙亦非简单模仿西方,而是同时包含了东西方启蒙思想的要素。因此“五四”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亦可视为重构当下普遍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熊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战后冰心的文化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冰心“五四”时期的文学立场如何在二战后的跨文化语境中发展为一种涵盖“国民性”、文化人类学传统、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话语的“文化主义”,而这一“文化主义”为第三世界文化民主主义图景的重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邱士杰(厦门大学)从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原稿入手去剖析刘进庆的唯物史观,在与“台独”派论辩以及对于战后台湾各种思想脉络的清晰把握中,展示了对刘进庆的“复合社会论”“半封建社会论”当中如何包含着一种新的台湾地区现代史的论述方式。

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新德里、武汉、墨西哥城理论共振的细密分析,揭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各种历史语境所呈现出的不同理论特质,而这一理论在不同区域与不同时段呈现出的理论意涵恰提示我们要重审全球资本主义与本土社会结构的特殊结合方式。

本场评议人贺桂梅(北京大学)认为四篇论文都体现了以太平洋为中心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的互动,并且都是在互动关系中、在唯物的基础上去理解文化的。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一战”与“十月革命”、俄德革命的双重视野中的“五四”以及“连带发展理论”进行了讨论。正是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下,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不再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是在“全球性”的连动关系下看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同时,也是将“全球”纳入我们自身的问题脉络去重新思考和表述我们自身。

本次工作坊的两场圆桌讨论围绕“民族边疆与薄弱环节”“人民政治与全球视野”展开,与会者们就之前论文所呈现出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了讨论,使本次工作坊的论域和思考得以进一步延展。

民族边疆与薄弱环节

在圆桌讨论的第一场,宋玉作为引言人对于本次会议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参会论文不仅很好地体现了会议的主旨,同时也打开了更多思考和理解问题的空间。王中忱提出要充分把握边疆地带的丰富性和前沿性,并以《乌兰夫回忆录》为例,说明“民族”和“阶级”协调为一的“人民政治主体”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或凝固不变的存在,而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构想的问题。袁剑呼吁要在“旧大陆的新形势”的视角下进一步关照民族和边疆问题,并且要有意识将对此问题的关照与主流议题相关联,同时要确立对边疆间关系的结构性理解。张翔从语言传播的角度,讨论了西南和东南地区语言接触现象。王悦、袁先欣就内地乃至中心地区呈现出的某种“边疆性”展开了交流。

人民政治与全球视野

在圆桌讨论的第二场,熊庆元认为“人民政治”乃是20世纪产生的,对19世纪“政党政治”的具有超越性的概念,提出要进一步理解“政党”这种政治的形式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中国革命的关系,同时也要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中央与地方、人民和国家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贺桂梅认为“人民政治”是一个在全球视野中展开的,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政治,提出要动态地理解“人民政治”的内涵,并与资本主义的“大众政治”加以区分。邱士杰提出要去思考“人民政治”在当代东亚场域中进行连带的可能性。季剑青认为要在文化运动层面上思考“民族”“国际”之间的关系,并以美国黑人诗人修斯与鲁迅的会面为例,讨论世界左翼运动之间的互动和共振关系,正是在国际主义的网络内,跨国的文化运动才得以生成。周展安认为不仅要在实体空间,也要在抽象的空间范畴,在“薄弱环节”与政党、战争的关联中理解中国革命。在讨论中学者们认为:20世纪既是创造新空间的过程,也是建立新边界的过程。不同的空间视野对应了不同的政治议程。因此,需要在更为具体的、更加动态的过程中去思考、理解包括“人民政治”“空间政治”在内的一系列范畴和议题。

工作坊的最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肯定了与会学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他提示大家:当20世纪中的一些形态、范畴、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情况下,要去思考和表述这些历史经验及其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联性。汪晖教授希望类似的讨论和工作坊能够持续地举办,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也将为此提供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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