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本·奥斯特伦德一席谈(上)

发布时间:2020-06-29 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与鲁本·奥斯特伦德一席谈(上)

还有没几天,2020年就将过去一半。作为一名电影记者,相较以往,这半年的时光似乎有些灰色。新片纷纷撤档不说,难得有机会和国外电影人近距离交流的各大电影节,也是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倒是讣文的发稿量渐长。整整半年下来,唯一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是在欧洲疫情大暴发前夕举办的哥德堡电影节;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今年唯一的面对面的采访工作。幸运的是,这位采访对象足够有趣,足够健谈,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见解。在采访完成后的这大半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骤变,我不由常常想起他说的一些话,感觉它们印证着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我的这位采访对象就是凭借《游客》(Turist)、《方形》(The Square)等影片扬名国际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stlund)。

2017年,鲁本·奥斯特伦德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鲁本·奥斯特伦德与哥德堡的关系,远比与首都斯德哥尔摩亲密。他的家就在这里,过去在哥德堡大学下属的电影学校念书,现在不拍电影的时候,又在当年读书的学校里当老师。跟国外的许多大学一样,哥德堡大学类似一个开放的社区,没有森严的大门。奥斯特伦德在其中拥有一栋独立的好像是工作室的小楼,我们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就在那里与他会面。

负责安排这次见面的Livia告诉我,采访差一点就黄了,因为奥斯特伦德正在希腊筹备拍摄新片《无限悲情》(Triangle of Sadness),不知道能不能抽出时间,好在他还是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赶回了哥德堡。

《方形》拿到金棕榈奖后,奥斯特伦德在戛纳颁奖舞台上满场飞奔。

跟多数北欧人一样,奥斯特伦德长得十分高大魁梧。不过,他身上没有北欧人惯有的那种羞涩——也常常被解读为距离感。当然,只要看过他在2017年戛纳电影节上领取金棕榈奖时又蹦又跳、满场飞奔的那一幕,就很难把他跟内敛、冷酷这些常常套在北欧人身上的形容词联系到一起。只不过,我以为那是他突然听到《方形》获奖后,情绪高度亢奋之下的极端表现,见了本人才知道,生活中的奥斯特伦德也是情绪外露又非常坦率的人。采访过程中,不论是谈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霸权时的不屑,还是提到好莱坞时露出的讥讽之色,都不带掩饰。

新作《无限悲情》用英语对白,像是某种对自我的背叛

我们这些记者来自五湖四海,感兴趣的话题各有不同,但有一个是大家都在意的,就是奥斯特伦德的下一部作品《无限悲情》。毕竟,这是他在2017年凭借《方形》拿到戛纳金棕榈以及奥斯卡提名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任何一位导演在攀上职业生涯的高峰后,外界都不免期待他下一步会朝着哪个方向走下去。

奥斯特伦德原本就十分健谈,说到新片,更是话匣子一打开就完全收不住。

“这是一部带有反讽色彩的作品,故事很有意思,发生在时尚圈里。原本我对时尚什么的一无所知,直到五年前,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名时尚摄影师,是她告诉了我关于时尚圈的方方面面。说起来,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恐怖的圈子,但也因此不由得让我变得感兴趣起来。其中,尤其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群体就是男模特。你知道吗?他们挣的钱只有女模特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世上少有的女性待遇比男性要好的工作。我设法去了解这个行当,发现一方面它好像很公平,不管你来自哪里,只有你的脸蛋足够出色,就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个行当也很不公平,毕竟对一个人来说,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是很有局限性的。

《无限悲情》概念图,由鲁本·奥斯特伦德本人提供

“我的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男模特。他在19岁时进入这一行,因为一次香水比赛,扬名全世界,两年后,就成了出场费最高的男模之一,每个人都认识他的脸。然而,就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这意味着他的身价将会下跌,在这一行里最多只能再干一两年。而他要操心的不止有脱发的问题,如何维系跟香水品牌的关系,也是一大考验。品牌为了进一步开发他的商业价值,提出给他配一个有名的女模特当女朋友,两人合作炒作新闻。他对此也完全没意见。也就是说,这一男一女两位年轻模特,女主人公的事业蒸蒸日上,而男主人公则是每况愈下。他们在一起只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博得更多关注。”

似乎意识到自己巨细靡遗说了太多,奥斯特伦德有点不好意思插了一句:“哎,一说起电影来,我就刹不住车。”不过,之后他还是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三段式的,不是说有明显的三个章节,而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展现在模特世界里,美丽如何折现。第二部分,就是在一艘游船上,聚集了这个世界上一班真正的有钱人。其中有俄罗斯的寡头,他的形象有点类似讲话非常直白的暴发户,他的身边带着两个女人,分不清哪个是老婆,哪个是情妇。还有一对很可爱的英国老夫妇,我想他们是我所有作品里最讨人喜欢的角色了,他们很尊重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游客。游轮的船长也是一号人物。他常年伺候着一堆富人在加勒比海环游,其实挺想找个机会要这些富人好看。一天,寡头和船长都喝多了,起了冲突,船出了事故,在一座无人岛上搁浅。

接下来,原本由金钱决定的高低贵贱的阶层关系彻底消失了,能想办法活下去的人,才是老大。于是,一位清洁女工脱颖而出。她很擅长抓鱼,还懂得如何生火,也会煮东西吃,在群体中的地位节节攀升。我觉得这位清洁女工应该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会教船上的女人如何抓鱼、如何生存,而男人们只能坐等女人施舍食物。这个清洁女工大约55岁,年纪是女模特的两倍,但为了能获得食物,年轻的男模特开始试着跟她调情。简而言之,之前船上的阶层关系整个调转了过来。”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不吝于剧透自己还没有上映的作品的导演。剧情说完了不算,奥斯特伦德连演员也兜了底:“伍迪·哈里森会演船长。”

除了是《方形》之后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计划在2021年上映新片也是奥斯特伦德职业生涯里第一部英语对白的影片,也是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关于前者,其实不难理解,既然你要拍时尚圈,不用英语对白,不免在真实性上欠缺说服力。至于后者,由于影片辗转多个场景,开支也是铁板钉钉。不过,一直立足瑞典本土的奥斯特伦德似乎有些纠结。有趣的是,相比成本带来的些许压力,英语对白反倒更让他感到不安。“虽然我之前就在电影里塑造过英语世界的角色,比如《方形》里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和多米尼克·韦斯特(Dominic West),不过,坦白说,用英语对白,还是让我觉得是某种对自我的背叛,因为我一直不希望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给统治。但我后来觉得,这其实也可以视作一种博弈,一种对美国的审视。”

《方形》

“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会怎么去拍角色”

当话题从新片《无限悲情》转移到关于电影的其他方面时,奥斯特伦德同样也是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比如说到选角的方式,奥斯特伦德表示,“我不会在没有试镜前,就决定任何一位演员的任用。我也总是很明确地把这一点告诉经纪人,至于经纪人是怎么向演员传达的,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发现,有些演员跟我碰面的时候,好像觉得有点困惑。”

“我总是想找到是最适合角色的演员,而不是按照投资数额的多少来决定用哪些演员。我觉得很多美国电影的那套选角方式有很大问题。他们的演员的选择往往跟成本挂钩,制作人会用演员来吸引资方投更多钱。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明星不够就再加一个,不够就继续加,形成了这种风气,简直太疯狂了,拍电影好像成了竞赛。我很渴望在选角的时候,跟演员多聊聊创作方面: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我们想怎么拍这部片子。我不想把拍电影变成做生意,可有时候选角真心难。首先,你必须跟经纪人谈,搞不好最后根本没机会跟演员讲上句话。”

《游客》

我提到美国导演吉姆·拉什(Jim Rash)和奈特·法松(Nat Faxon)将他的《游客》改编成了英语版的《每况愈下》(Downhill),他对这部电影会不会感到好奇。“当然。”奥斯特伦德回答,“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真要说有什么感觉,还是那句话——又被盎格鲁-撒克逊给统治了一次。老实说,我觉得老老实实改成英文版挺没劲的,也许英文版会有更多笑点吧。我还是希望两位导演不要太把我的原作当一回事,能拍出他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我不是想看同一个故事被用英语又拍了一遍,比较两部电影不一样的地方才是有趣的点,也就是说,同一个文本你从何种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是我唯一感到好奇的地方。”

根据《游客》改编的英文版《每况愈下》

聊到各自欣赏的奥斯特伦德的作品时,我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不是《方形》或者《游客》,而是早年的《儿戏》(Play)。不论是剧情的发展,还是小演员的表演,这部带有纪实风格的作品的流畅感令我相当惊叹。虽然电影只是聚焦于一个下午发生在八个孩子之间的事情,但提出了很多似乎没有答案、让人深感无力的问题。尤其是在我整理采访的当下,想到近期因为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如果要找一部电影,作为这其中蕴含的道德伦理、政治正确、社会共识与个人利益的各种角力的注脚的话,我觉得非《儿戏》莫属。

“《儿戏》是我在十年前拍的,灵感来自当时发生在哥德堡市中心的一桩抢劫案,电影也是在这里拍的。我读到一篇关于这宗案件的文章,吸引我关注的点是犯案的是一群黑人孩子。这些孩子在市中心闲逛,然后抢劫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大都是白人。于是,我眼前有了这样的画面:五个黑人孩子围住三个白人孩子。这种肤色的碰撞,让我产生了很多问题,想要去拍一部电影呈现我的这些疑问。

《儿戏》

“于是,我跑去采访了这些黑人孩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2岁到14岁,因为在同一支足球队,所以互相认识。我发现,当他们实施抢劫的时候,很懂得利用他人对于污名化肤色的担忧。当他们接近那些中产阶级孩子的时候,开口先问一句‘现在几点了’,然后当中产阶级的孩子拿出手机来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看上去像是我哥哥被偷走的那部手机,我先拿着,你们过来跟我去找我哥哥对质一下。如果不是你偷的,你不用害怕’,还会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不过,整部电影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当人们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会如何看待肤色的问题。在瑞典,有些人看了这部电影因此觉得很气愤,这很正常,好在它也引发了很多相关的讨论。”

许多欧洲导演身上都刻着“作者”的印记,奥斯特伦德也不例外。他的作品总是带着一股反讽的气息,尤其嘲笑起中产阶级的伪善、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来,更是不遗余力。问及为什么那么讨厌中产阶级,奥斯特伦德笑答:“因为我自己就来自中产阶级。我在构思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想:如果我被卷入这样的事件中,会作何反应。在那种处境下,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会怎么去拍角色。比如在《游客》里,我相信我的第一反应跟男主人公一样,肯定也是先对家人撒谎,因为这似乎是避免冲突的好办法。”

“至于说我的作品的内核,我想还是在于社会性。我不是很热衷于聚焦个体,对精神病患这类尤其没兴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对于精神病患过于痴迷,真不知道怎么能每晚都有一部关于精神病患的电影。事实上,如果你遇到一个精神病患,只要找到症结所在就行了。可身处在社群里就要有趣多了。人深陷其中,常常会身不由己,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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